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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在一个被图像、即时表达与算法推荐所主导的时代，阅读似乎正逐渐退居边缘。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短视频、专家意见或情绪化的公共话语来理解自身经验，而不再依赖文学这种缓慢而私密的媒介。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的意义反而变得更加清晰：它并不提供现成的答案，也不承担道德说教的职责，而是迫使我们亲自参与理解的过程。正如本文所指出的，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教导我们“该如何思考”，而在于让我们在不确定与复杂之中，学会如何思考本身。
与图像的直接冲击不同，语言为理解保留了空间。它允许犹豫、误读与重新解释，使个体不必被动接受意义，而能够在阅读中重新建构自身经验。这种“延迟的理解”恰恰构成了一种难得的自由——一种不依赖外部权威、不被既定叙事完全支配的自由。在当代由数据、广告与舆论所塑造的环境中，这种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文学的作用或许从来就不在于提供真理，而在于让我们重新对真理的追寻产生兴趣。它不是答案的来源，而是问题的生成机制；不是通往确定性的捷径，而是一种训练我们承受复杂性的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依然是通向个人自由的一条隐秘路径——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如何生活，而是因为它拒绝替我们做出解释。
阅读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吗？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敏感、更富同理心吗？它会改善我们的判断力吗？如果它并不具备教化作用，那它又有什么用呢？
大约120年前，一位优柔寡断的富有医生之子认为这些问题极其重要，于是提笔论证：不，书籍从来不是用来提升道德的工具。他的论证基于自身的回忆。尽管他一直酷爱读书，他却声称，书籍从未给予他任何有用的教诲。
这并不意味着书籍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它们通过保存对周遭环境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塑造了他对生活的感知。那些早已离世的亲人，那些多年未曾踏足的地方——却依然通过他阅读时形成的记忆存在于他的心中。书籍帮助过去的感受得以延续。文学使时间变得触手可及：一种可以被把握而非被抹去的东西。
马塞尔·普鲁斯特，约1895年。© wikipedia
事后看来，我们很容易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散文《论阅读》（On Reading，1905）中发现那一丝火花，它后来成了他的多卷本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然而，这篇散文并非孤独天才的灵光一现。相反，它实际上是普鲁斯特为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1865）法文译本所写的序言——这个隐晦的标题汇集了拉斯金于1864年12月在曼彻斯特发表的两场讲座。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普鲁斯特意识到，自己为何与这位他既敬仰又深恶痛绝的作家存在深刻分歧：他反感拉斯金对阅读的道德说教式辩护。
在演讲中，拉斯金哀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普遍的精神贫瘠，认为一切目的都“被利益驱动”，即“一切都应该‘有利可图’”。拉斯金指出，这种心态的问题在于它使书籍变得多余——因为真正的读写能力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训练，是对所选表达方式意义的深入思考。拉斯金颇具挑衅性地将他那一代人描述为文盲——即便在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他认为，他的同代人已经丧失了相互理解或理解任何重要问题的能力，因为他们的阅读肤浅，而且动机错误——主要是为了从一小撮同辈人那里获得社会认可。因此，在他看来，为了集体的自我保护，必须扭转这种局面：“组织、训练、提供薪酬和优秀的指挥，培养思想家大军，而不是一群只会杀戮的军队！……”
约翰·拉斯金（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主要的艺术评论家之一，也是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还是一名艺术赞助家、制图师、水彩画家和杰出的社会思想家及慈善家。© The New Criterion
然而，为了说服听众，拉斯金仍试图使用对手的功利主义语言——以得失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论点。他说，如果我们把教育视为精细阅读的训练，而不是进入有利可图的人脉圈的敲门砖，那么这终究是一项更好的投资。借助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诗作《利西达斯》（Lycidas，1637）中的一段，拉斯金展示了心灵如何在与文字的平等相遇中运作——这种相遇是现实中与有影响力人物的会面所无法比拟的。一个权势显赫的政治家，或一位有影响力的记者，在你短暂获得会面的那几分钟里，可能会显得心胸狭隘、态度轻慢，或只是心情不好。相比之下，他认为，图书馆的书架上充满了更加可靠的资产。在那里，最有力量、最聪明的头脑争相与你交谈的机会，把各个时代和国家的智慧都置于你面前。书籍丰富并赋予读者力量。
普鲁斯特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把阅读推荐为通往智慧世界的宝贵途径简直荒谬至极——这好比认为可以通过“推荐信”获得真理一样。作为回应，他对阅读的辩护丝毫不顾及成本效益的考量，也完全不依赖于任何经济或对话类比。在他看来，将阅读誉为与伟大思想的邂逅是徒劳的。阅读与社交生活截然不同，在社交生活中，言语总是受到社会约束的。相比之下，读者拥有极大的自由，可以觉得最伟大的作家枯燥乏味，也可以出于自身目的去欣赏他们的作品，而这些目的可能与作家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驰。书籍并不会创造一种更高层次的对话，而是在孤独中促成了一种独特的“富有成效的交流奇迹”。伟大的作家并非向我们揭示他们令人叹服的思想深度：他们引导我们培养理解文字和事物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籍把我们与自身最丰富的部分连接起来。我们在阅读时赋予文字的意义与我们自身的经验有着独特的联系——它永远无法被复制。正因如此，在普鲁斯特看来，阅读成为通往我们感受的最充分、最具体的中介。当阅读使我们与过去发生联系时，它还使我们的经验得以无限扩展。当我们阅读古老的文本，并在语言和习俗演变的障碍之上成功理解它们时，我们所接触到的无异于一种不朽。
《阅读的玛利亚·抹大拉》，安布罗修斯·本森（Ambrosius Benson）。© wikipedia
普鲁斯特与拉斯金都敬重文字的力量，但他们对阅读所期待的益处却截然不同。他们立场上的这种差异，源于他们对读者和作者角色的不同理解。普鲁斯特把阅读视为一种伦理训练，而非道德教育。在他看来，阅读的“奇迹”甚至并不依赖于接触优秀的作品。平庸的书和拙劣的作家同样可以发挥作用——重要的是，通过与作者“创作中的自我”的接触（这是普鲁斯特在其论文《驳圣伯夫》（1895–1900）中使用的一个术语），你也会打开自身最深处的自我，从而发现那些你原本无法想象或领会的全新经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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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普鲁斯特的观点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拉斯金。当时主导文学批评的论调倾向于审视文学的内在特质，将形式的深度或复杂性置于文本对读者经验的任何直接应用之上——想想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者，以及雅克·德里达或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等解构主义者。
尽管“新批评”与后来的“新历史主义”在关键点上有所分歧，但它们都认同这样一个基本假设：文学鉴赏不是培养是非观的过程。那种认为阅读应带来某种道德教益的想法，被归类为头脑简单但心怀善意的左翼分子的遗迹（尽管拉斯金在其他方面是坚定的保守派，但他却是英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灵感来源）。
然而，正如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知识生活》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2001）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通过让蓝领接触高雅文化来感化他们的做法在当时相当成功。战后时期，尽管当时的风尚促使学院派文学批评采取了一种鲜明的反功利主义的阅读方法，但“名著对道德教育有积极贡献”的观念仍是公共教育的驱动力，并为许多中下阶层家庭实现了社会阶层跃迁的诺言：想想英国的文法学校体系，或者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那辉煌的学术生涯和影响力正得益于共和制的精英选拔制度，尽管他后来谴责这种制度为精英主义。
大众赋予文学的角色与高等教育中研究和讲授文学的方式之间存在的这种冲突，或许解释了那些倡导在名著中寻找道德教育的学者为何能获得大众市场的成功：两位布鲁姆——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1994）和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遗作《爱与友谊》（1993）——都享有巨大的大众影响力，但在当时似乎不可阻挡的学术和知识潮流中，他们也被视为异类。
因此，道德说教在21世纪强势回归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它为拉斯金提供了众多有时出人意料的继承者。这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数字革命：我们更有可能将休闲时间花在屏幕上而不是书本上，而网络形式使得评论更容易聚焦于道德而非文风。
由此引发的对识字率下降的焦虑导致了大量对阅读的狂热辩护，而这些辩护像当今大多数观点问题一样，恰好划归在政治分歧的两侧。简言之，保守派赞美“名著”能教导优良的品德和美感；而进步派则批评正典缺乏代表性，主张阅读主要应作为一种对弱势群体产生同理心的训练。在前者阵营中，埃米莉·芬利（Emily Finley）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建议孩子们阅读“旧”书（1940年以前的作品），以建立起抵御危险冲动的防御机制，比如防范那种“认为在宗教和婚姻职责之外能找到幸福”的幻想。在另一边，帕特里夏·马修（Patricia Matthew）在《大西洋月刊》主张重新定义何为“伟大”作家——她抨击简·奥斯汀，既是因为其写作的陈规俗套，也因为她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联系。
© CNN
这些观点最终都将书籍视为某种“思想加工食品”，预先告诉我们应该从阅读中汲取什么。然而，如果你期望在希腊神话中找到家庭幸福的故事，美狄亚和克吕泰涅斯特拉很可能会让你失望。而《包法利夫人》真的只是一个针对逃避现实的明显警示吗？难道我们不能像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2016年在《纽约客》中所建议的那样，将福楼拜的小说视作描绘那些被困在传统婚姻和母职中、承受着不可能且令人疏离的双重困境的女性吗？至于正典缺乏代表性的问题，这绝非新议题：文学史完全可以被讲述为一系列不断重写、以纳入更多样化角色的过程。针对残缺创作的回应应当是更具创造性的创作——正如卡梅尔·达乌德（Kamel Daoud）的小说《默尔索案调查》（The Meursault Investigation，2013）所证实的，它从被杀害的“阿拉伯人”视角重述了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1942）；又如珀西瓦尔·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的《詹姆斯》（James，2024），它用逃亡奴隶吉姆的口吻重述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
尽管内在矛盾重重，却丝毫没有削弱道德化文学观那顽强的生命力。拉斯金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受欢迎——而这并不能仅仅用社交媒体在塑造文学声誉中的作用来解释。我认为，道德化文学观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想理解文学真正的用途，就需要对这些根源进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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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并非产生于历史真空。无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都深受浪漫主义者关于作家肩负社会责任的理念影响。正如批评家兼文学史学家保罗·贝尼舒（Paul Bénichou）在其经典著作《作家的奉献》（The Consecration of the Writer，1996）中所论证的那样，法国大革命造成的与传统的剧烈断裂，促使反革命者和新浪漫主义者共同接纳了一个观点：作家完全可以取代牧师，成为精神领袖。
在现代，诗人与作家是真正的先知，他们能洞察社会表象，预见国家未来的命运。作家对权威的诉求被认为比旧时代的先知更具合法性，因为作家只对公众负责，而不隶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教会。正如维克多·雨果在诗作《诗人的职责》（The Poet’s Function，1840）中所勾勒的那样，作家的使命是阐释深奥的真理。
这种将作家置于社会中心的新角色，往往伴随着相当程度的男性自我膨胀式表达——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掩盖了一个事实：早在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占领文坛之前，文学评论家兼政治理论家安娜·路易丝·热尔梅娜·德·斯塔尔夫人（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ël）就对这一新思想做了最详尽的阐述。在她开创性的著作《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Literature Considered in Its Relation to Social Institutions，1800）中，德·斯塔尔夫人提出，文学现已不可逆转地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塑造着宗教、习俗和法律，同时也受其影响。她的论述完全建立在她对所谓“人类完善性”的信念之上。
她认为，虚构作品通过直接作用于共享的表象，积极促进集体的进步，从而有助于国家的凝聚。她相信政治依赖于语言的特殊性——每一种语言都自成一个世界。因此，在每一个民族内部，文学虚构提供了一种共同基础，使所有成员都能产生关联，而现实情境则要么过于贴近、要么过于遥远，难以形成稳固的理解。用她的话来说：“文学批评往往是一种道德论述”。在这一点上，她与约翰·拉斯金立场一致。
热尔梅娜·德·斯塔尔（1766-1819）。© wikipedia
然而，斯塔尔进一步强调了文学鉴赏的政治意义。至关重要的是，她认为文学通过提升语言运用能力，使公民为参与政府事务做好准备——这在日益民主化的国家中至关重要：“文学的进步，即思考和表达思想艺术的完善，对于建立和维护自由至关重要。”实际上，斯塔尔认为，文学通过开发一种不可预测的、处于政府管控之外的语言用途，赋予了我们自由。
她的乐观论述，几乎可以看作是更早一代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所提出的一种更为批判性观点的“底片”。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斯》（Julie, or the New Heloise）是其世纪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引发了读者的大量来信——他们被这部长篇感伤的书信体小说深深打动。当然，它也受到更早小说的启发，尤其是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1740）与《克拉丽莎》（Clarissa，1748）。然而，由于卢梭同时也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他进一步阐述了这部小说在公众面前取得成功所蕴含的意义。《新爱洛伊斯》的序言以对话的形式写成，对话双方仅以姓名首字母“R”和“N”指代（分别代表作者和他的出版商）其中N反复取笑R的写作是否得体，其要点是：一个以严厉的社会评论家而闻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爱情故事的扉页上呢？
“R”的回答非常明确：对于通常的读者——城市中的受教育阶层——阅读从来不可能具有教育意义。精英阶层永远不会认真对待任何书籍；对他们而言，阅读不过是通过享受比穷人更精致的消遣来彰显自身优越性的一种方式。他们只会忽视或误读那些与其观点不符的作品，并赞赏那些印证其既有看法的书。在这一点上，卢梭的批评在一个世纪后得到了拉斯金的回响。然而，他的回应是从政治角度而非道德角度切入的。在R看来，一个认为自己使命是教育听众的作家必须瞄准另一群读者，也就是那群文字对他们而言具有完整意义的唯一群体：拥有充裕时间的乡下人。
卢梭用一个富有深意的词要求作家“用孤独者的语言”——也就是说，要远离时尚圈子里创造出的那些俏皮、瞬息万变的表达方式。因此，作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既不同于艺人，也不同于牧师。他说，作家首先应当把自己的任务视为“公民”的任务：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宣扬美好的事物，而是对构成幸福的要素进行冷静的审视。这项任务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即使在好人的社会中亦然——《新爱洛伊斯》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即便没有反派角色，却依然以悲剧告终。
这部小说的序言有力地阐释了卢梭研究学者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所称的“文学公民身份”。凯利认为，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是，随着社会价值观日益被交易和利润所定义，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摆脱政府和经济控制的“货币”，而文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文学写作可以通过提醒人们警惕那些看似显而易见的社会义务和期望，来构建一种替代货币，因为这些表象背后可能掩盖着异化部分民众的手段。换言之，文学有助于公民的自由。
由此不难看出斯塔尔是如何继承卢梭的：两人都认为文学是通往自由最稳健的路径，因为它将想象力从社会惯例中解放出来，使语言免于退化为一套固定的交易性表达。但不同之处在于，卢梭描绘的是一场对抗强大支配力量的斗争，而文学无法彻底制衡这些力量；而斯塔尔则憧憬着一个民族和解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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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顾这段历史究竟为何重要？卢梭和斯塔尔所想象的通往集体自由的路径，在整个19世纪并行不悖，那正是我们至今仍景仰的伟大小说时代。它们更新并加强了民族想象，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分裂——尤其是阶级分裂。
那个时期一些最著名的作品体现了这种张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6）、雨果的《悲惨世界》（1865）、狄更斯的《远大前程》（1861）。这些现实主义小说集中体现了作家的使命：预示一个国家若任由不公延续将会面临何种未来。同时，通过汇聚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些小说也让不同的读者在共同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显然，如果作家要履行卢梭或斯塔尔所赋予的角色，他们需要承担极高的要求。任何作家真的能够忠实代表整个民族吗？他们是否有可能只是在取悦一个自称代表整体的狭隘群体？如何在语言的独立性与对读者的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里程碑式的小说出版后不久，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学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这两个新兴学科，剥夺了文学在解释社会动态和情感方面的垄断地位。文学小说得以探索更为隐秘的心理领域和实验性的形式。因此，书籍也开始自主选择或塑造自己的读者群。那些声称代表整个民族发声的作家，更有可能沦为既定意识形态的附庸。
这正是普鲁斯特登场的时刻。针对拉斯金的功利主义道德说教，他看到文学终于有机会因其独有的特质而被认可。虚构文学并不引导读者的思想通往一个由善意确信构成的永恒天堂。充其量，它是一种审美享受的教育；正如他在《在斯万家那边》（1913）开篇几页所说：“美好的事物教会我们在安逸与虚荣带来的满足之外，去寻求属于我们的快乐。”
这概括了文学在今日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一个由视觉娱乐、即时通讯和表演行为主导的社会中，当越来越少的人为了纯粹的快乐而阅读时，将作家视为“精神灯塔”的观念或许显得已经过时。
如今，人们似乎更愿意转向心理治疗师、专家或网红来寻求生活的意义。然而，我认为，正因为文学已不再是解释经验的最常见、也不再是最具声望的媒介，现在反而是重新思考文学作为通往个人自由之钥的好时机。
我倾向于认为，文字比图像更具解放性：图像对心智的影响更强、更直接，留给接受者用于反应、理解以及可能的质疑或疏离的空间更小；而文学语言则能够把握细微差别，使我们不那么容易落入具有操控性的错误预设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够独立地理解自身的经验。
关键在于，文学拥有一种既区别于政治宣传、也不同于道德说教的目的。当我们不再期待文学给出宏大的答案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文学通过让我们享受那些既不宏大也不简单的答案，从而深化了我们的经验时——文学那独特且巨大的效用便清晰地显现出来。在当代作家中，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最擅长探索这些暧昧复杂之处，尤其体现在当代女性的生活中——正如她在其最优秀的小说《失踪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 2006）那黑暗而透彻、美得令人心碎的结尾中所展示的那样。
《失踪的女儿》曾于2021年由玛吉·吉伦哈尔改编成同名电影。© 豆瓣电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今天仍然可以以最深刻的方式具有政治性。只要它坚持复杂性，文学就有能力以比行动主义话语更强烈、更紧迫的方式揭示社会弊病。以内日·辛诺（Neige Sinno）的回忆录《悲伤的老虎》（Sad Tiger，2023）为例，这本书之所以能极大地提高人们对乱伦问题的认识，恰恰是因为它摒弃了当今“创伤文化”中常见的陈规陋习。值得注意的是，辛诺强调，就她个人经验而言，虚构作品比理论更有帮助——因为理论“提供的只是基于虚构故事的间接、旁支式的回应”。文学的这种间接性赋予读者重构故事意义的空间，打破了我们当代文化急于兜售给我们的那些令人疏离的预设叙事。《悲伤的老虎》通过让我们关注自身理解社会弊病的方式，增强了我们认识并预防这一社会弊病的集体责任。
我们并非人人都是受害者。但当前以个人数据攫取与持续广告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被捕猎的目标。新闻与社交媒体中常见的疏离性叙事模式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让我们逐渐内化一种观念：集体决策应仅仅为了满足掌权者最强烈的欲望。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能够承担起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通过对当今世界复杂性的欣赏，重建一种共同的理解。埃尔南·迪亚兹（Hernan Diaz）的元小说《信任》（Trust，2022）就非常接近这一目标——它通过四重叙事吸引读者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在多样人物的交织中理解金融运作的影响。珀西瓦尔·埃弗里特的《詹姆斯》则巧妙地复杂化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赋予“吉姆”完整的名字与讲述自身故事的机会，引导读者看见他真实的知识与他为生存不得不扮演的刻板角色之间的差距。
这些作品（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优秀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非凡境界。抛开肤浅的说教，文学拥有让我们在真理普遍被认为已死的时代，依然乐于探寻真理的力量。这正是普鲁斯特成为作家时所领悟的：书籍什么都教不了我们，除了能帮我们部分地揭开那层“丑陋且平庸的面纱，即那层让我们在宇宙面前失去好奇心的面纱”。而正是这种不完整的努力，构成了我们赖以存在的世界。
文/Flora Champy
译/tamiy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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